翻開編年體的左氏春秋，品讀莊公元年至三十二年的記載，魯莊公事跡平平，并沒有什么過人之處。但是，在看似無所作為的背后，是齊晉秦楚開疆辟土，爭王爭霸，是強鄰霸主齊桓公的閃亮登場，是周朝的衰微，是周天子分封的諸侯紛紛身死國滅。莊公治下的魯國，有失誤，有不平，有很多次面臨亡國的危急時刻，但每一次都能逢兇化吉，御敵于國門之外。國內(nèi)雖沒有賢相管仲，但也沒有出現(xiàn)后來那樣讓魯國屢屢蒙難的慶父，國家總體上安定、繁榮、發(fā)展，為魯國這樣國小民弱的國家能夠在列強環(huán)繞的情況下立國百年奠定了良好的基礎。莊公不愧為一個有遠謀、重大局的領導者，而他能夠承上啟下、固本寧邦的過人之處就在于甘做綠葉，甘當扶梯，屈居幕后給下屬施展才華的舞臺，給屬下流芳萬世的機會，也確保了魯國在自己的治下安全穩(wěn)定，實現(xiàn)了雙贏，這是魯莊公作為一名領導者最大的成功所在。

 

    領導一詞，最基本的含義是“引領、指導”，領導的角色，就如同是行路中的向導、演出中的導演、比賽中的裁判。衡量一個領導成功與稱職的最根本的標準就是任內(nèi)做到單位不出事，有發(fā)展，離任后能給繼任者打下可持續(xù)發(fā)展的基礎，而這一目標實現(xiàn)的前提就是管好人、用好人，做到人盡其才、物盡其用。作為一個領導，如果既想當向導領路又想做游客流連，既想當導演導戲又想當演員演戲，既想當裁判評判又想做運動員上場，方方面面都能出成果、出風頭，最終將會鞭長莫及，一事無成甚至喪失根本。因為一個人的能力有限，精力有限，而社會分工十分精細明確，社會發(fā)展各項工作非常繁雜，只有各盡其責，集思廣益才能完成任務有所發(fā)展。人中龍鳳、一代賢相諸葛亮借得了東風，敗得了曹公，不可謂不神通廣大，然而他事必躬親，事無巨細，不僅因為過度勞累而英年早逝，還造成了蜀國無大將、廖化做先鋒的不利局面，蜀國的滅亡，和諸葛亮面面俱到成就自己賢相完人的美名而導致后繼無人是脫不了干系的。

 

    領導者不戀名、不貪利才能有作為，不失誤，成事全己，確保功成身退。再讀《曹劌論戰(zhàn)》：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zhàn)，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雖然公無言語之記載，但一副領導者謙遜的模樣，已經(jīng)可以想象。畢竟仗打贏了，危機解除了，作為領導者的莊公，即使沒有指揮作戰(zhàn)的功勞，在發(fā)現(xiàn)人才的問題上也應當記下大功。這個曹劌，入宮前先大肆貶低領導者，稱其鄙，入宮時直接質(zhì)問何以戰(zhàn)，三問兩否，直至成功之時仍然侃侃而談，實在鋒芒畢露，讓領導者情何以堪？此時的領導者莊公，完全不必多此一問，用自己的“無知”來成就曹劌的美名，甚至可以干脆將功勞攬到自己身上，然而莊公這樣做了嗎？沒有。

 

    孔子曰：“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領導者也是如此，不需要證明自己太聰明，也不需要制造自己無所不知、無所不能這個假象。造神運動、搞盲目崇拜的實質(zhì)還是過于求名，而名與利實質(zhì)上是難解難分的，過于求名的背后必然是一種好利的動因使然。成克杰、王寶森、胡長清能夠從基層走上高級領導干部的崗位，沒有一定的能力和政績是不能實現(xiàn)的，然而他們把名利看得過重，把群眾和屬下看得過輕，太重視發(fā)揮自己的能，太重視展示自己的能，最終發(fā)揮到自以為是、唯我獨尊、無法無天，在位時雖然風光無限，但最終“官位”不保，身敗名裂，給國家的發(fā)展、單位的建設造成無法彌補的重大損失，教訓不可謂不深刻。和這些不能一以貫之的失敗者對比，我們才能體會到莊公的高明：舍小名成人之美，成大事社稷無憂。領導者和下屬之間絕不是你贏我輸?shù)牧愫筒┺模菍崿F(xiàn)雙贏的合作關系。試想如果莊公在成事之后過河拆橋，甚至因為曹劌的冒犯而殺了他，貪天功為己有，下次齊師伐我之時，還有誰能夠請纓抗敵，出謀劃策？最后落得個被敵軍俘虜國破身亡的結局，要再多的名又有何用？